余幼读儒书，好古谈奇。始习丹经，继阅风监。

丹经有性命之微，风监有吉凶之妙。

性命之旨，其理深深，非圣贤莫能尽其微。

吉凶之说，其理显显，则庸愚皆欲得其妙。

二者，皆有益于人者也。余于风监，尤乐道焉。盖其为术，源流最为久远，其书益多以繁。余虽不能综稽博考，然亦尝作管虱之窥测焉。

既而验之世人，又辄致龃龉，无一少契合者。于是乃弃置不复究。

余性嗜远游，偶于嵩岳南麓，遇一老人。邂逅之间，偶谈及此。余以无徵不信对之。

老人曰：“君自拘泥而不达耳，子焉得厚诬古人哉。夫世既有盛衰，运亦当有久暂。子不见今之遇合者耶？忽焉而富贵矣，又忽焉而贫贱矣。是其无故而然哉？盖衰世之人，有如此也。子焉得厚诬古人哉。况子于部位之间，容有不悉其点；气色之变，或有不审其状者耶。子焉得厚诬古人哉。”

余闻言殊悔顷间之孟浪，乃亟下拜，叩其旨趋。老人目余者久之，始授余以法，示余以诀。虽固一席之谈乎，然胜读十年之书矣。

夫丹经不得其传，盲修瞎炼，而遗一己之忧者，其害小；风监不得其传，谰言诡语，而遗众人之患者，其害尤大也。用是精心刻意，曲解旁通，始稍稍有所得。

以此游历大江南北，当途鉴别，幸无差谬焉。窃以为持身涉世，莫要于此矣。

盖上智之人，乐天知命；中智之人，安贫达道；下智之人，迁善悔过，而祸不与焉。然则趋避之力，固未可轻心掉置，而不一究之也。谚曰：“君子问灾不问福。” 苟明乎此，或免罹危难之途也。

今将前贤应验各书，而附之以己意。如达摩之言法，希夷之言心，麻衣之兼言法理，今皆纂辑无遗。至于水镜、铁关刀、袁柳庄之类，其书既驳杂不纯，而应验亦鲜，辄用淘汰焉。非敢固意匪薄前人，余书欲求简明，故从其略焉。

今朋辈促其付梓，特记其缘起以为橛子。虽非拯危之要术，或以指迷之一方也。

时民国十一年孟冬月上澣公笃氏自叙于成都寓斋